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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满江红》将观众带回到那个宋金对峙、岳飞冤死的时代中。不过，电影中一些出场人物的身份关系还是会令人一头雾水，比如秦桧身边的两个“相府总管”缘何能够佩刀着甲，男主所在的“亲兵营”又是怎么样的一支部队？这就不得不提南宋初年的亲兵制度。

电影《满江红》中，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。来源/电影《满江红》预告片

带刀幕僚：两宋之交“虞侯”的泛滥

亲兵作为武将的私人亲信武力， 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中，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历朝历代都有贵族豢养“私兵”的案例。直到南北朝时，北周宇文氏政权推行“府兵制”，才逐渐养成了“将并不典兵”的政治惯例。隋唐时期，很多封疆大吏身边也有一些带有亲兵性质的“傔从” “别奏” 用以护卫或作战，但数量都不多，如纵横西域的名将高仙芝身边的“傔从”也不过三十余人。

唐末乱世之中，各藩镇的节度使为了壮大声势、吞并异己，一度“广置帐下亲兵”，直到宋太祖赵匡胤“黄袍加身”后，豢养亲兵便成为北宋初年不可触碰的“政治红线”。赵匡胤不仅颁布诏书公开禁止禁军将领“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（亲兵）”，更多次对敢于阳奉阴违的心腹将领痛下杀手。

不过，赵匡胤的禁令仅局限于汴梁城中，驻守边关的武将已经可以凭借“回易”（跨境贸易）的丰厚收益，继续畜养亲兵以为爪牙。这一局面，直至宋太宗赵光义登基之后、太平兴国二年（977）下诏禁止武将进行回易，才基本铲除了边防将领设置亲兵的经济基础。

然而，禁止武将设置亲兵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军事规律。毕竟，在很难拉开装备代差的冷兵器时代，一场战斗的胜负往往更多取决于士兵的战斗意志。由于没有亲兵奋勇先登，北宋军队的普通士兵大多在战斗中并不积极。在局势不利之时，没有亲兵弹压的普通士兵往往会大举溃散。在混乱之中，没有亲兵护卫的主将更形同插标卖首。北宋在与辽、西夏的战斗中，不断有高级将领战死或被俘，很大程度与禁止设置亲兵有着直接关系。

在大臣们的不断进言下，宋仁宗赵祯最终同意恢复亲兵，但这些士兵不能是前线将领自行招募，只能由皇帝从禁军中选派。然而，这些来自汴梁的“中央军”不仅战斗力低下，很难与一线将士荣辱与共。因此，除了彰显一下皇帝对某位大臣或将领的恩宠之外，并不能挽回北宋在军事上的颓势。讽刺的是，就在北宋历代皇帝在亲兵问题上不肯松口的同时，官僚集团却在另一个方面找到了突破口，那便是“虞候”制度。

虞候，本是周代管理水泽的官职，南北朝时期演化为掌管侦察、内卫的军职。到了宋代，虞候则转变为军中的参谋类职务。由于虞候并无实权，且可以从民间直接聘任，是以，很快便被市井无赖视为混入官场的捷径。《宋会要辑稿》更收录了多条虞候们在上级官员的明示、暗示之下，投机倒把、收受贿赂的恶行。因此，《水浒传》虽然成书于元末，但其中对陆谦等几个虞候的塑造可谓北宋末年的写照。

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的政治腐败，令“虞候”们更加肆无忌惮，除了替主子出谋划策之外，更时常干些“火烧草料场”之类的脏活儿。南宋时期，更出现了专门向官府输送虞候的“行老”（职业介绍所）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些日益泛滥的虞候，可谓各级官员的“政治亲兵”。电影《满江红》中那两位秦桧帐下的相府总管，便是真实历史上为虎作伥的虞候们的集体写照。

勇猛先登：“中兴四名将”的亲兵部队

“靖康之难”的爆发，令北宋宣告灭亡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铁骑，此前那些不允许武将招募亲兵的“祖宗之法”，不仅不合时宜，更无从实施。为了最大限度的调动各路抗金武装，南宋不得不赋予各路抗金将帅以极大的军事自主权。而大浪淘沙之下，一度纷乱的南宋国防力量也逐渐形成了以韩世忠、岳飞为首的“中兴四将”。

“中兴四将”之所以能够在抗金战场上脱颖而出，除了其自身的军事才能和各种机缘巧合之外，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各自组建了一支精锐敢战的亲兵武装。曾任兵部侍郎的陈良翰事后总结称：“中兴之初，诸将领兵者皆别选精锐数百人，自为一军，优其廪犒，以故骁勇竞劝，所向有功，韩世忠所谓背嵬，张俊所谓亲随，刘光世所谓部落是也。”

《南宋中兴四将图卷》。来源/国家博物馆

张俊的“亲随”和刘光世的“部落”在历史上均没有留下太多记载。韩世忠的“背嵬”成为后世精锐部队的代名词。“背嵬”一词的本意，是指“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”。但韩世忠的这支“背嵬军”的规模可能不止数百人。毕竟宋高宗赵构曾亲自检阅过这支部队，并称赞此军“极骁健”。

与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相比，鄂州作为岳飞所部的大本营，兵力更为雄厚。各军番号便有背嵬军、前军、右军、中军，左军、后军、游奕军、踏白军、选锋军、胜捷军、破敌军、水军等。其中“背嵬军”便是岳飞仿效韩世忠军而设置的精锐亲军，史载仅骑兵便有八千多人。正是因为亲手建立起了这样纪律严明、能打硬仗的部队，岳飞虽官位稍低于韩世忠和张俊，却始终是对金战争的主力和中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岳飞帐下亲兵的待遇未必比其他兵员更为优厚。如一个名叫郭进的亲兵，因为每次打的饭都吃不饱，便干脆自制了一把大马杓，而在攻打莫邪关的战斗中，他却能手持马枪奋勇先登。郭进能有这样的表现，固然是因为其自身“勇有膂力”，也离不开岳飞以身作则的人格魅力。

最能体现岳飞亲兵部队整体战斗力的自然是公元1140年的“郾城之战”，由于岳飞北伐中原的计划得不到宋高宗的支持以及其他将领的配合，岳家军成为一支孤军。金军统帅完颜宗弼（即金兀术）得知这一消息，感觉有机可乘，决定集中优势兵力，一举在郾城端掉岳飞的帅府。

七月八日，完颜宗弼率金军主力倾巢出动，以万余铁骑作为两翼抄近道奔袭岳家军帅府所在地郾城。其时，岳飞帅府可用的军队主要是岳飞之子岳云率领的精锐亲兵“背嵬军”，以及姚政率领的“游奕军”。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，兵力处于劣势的岳飞所部从容应对，迅速调整了战略部署。

两军在申时（下午三时至五时）正式交战，此时天气炎热，金军远程奔袭，体能消耗比较大，岳飞随即命岳云率“背嵬军”冲击兀术大军两翼的精锐骑兵，并严令岳云说：“必胜而后返，如不用命，吾先斩汝矣！”岳云领命，带着“背嵬军”冲入敌阵，很快瓦解了对方的攻势。

完颜宗弼并不甘心就此失败，他想趁宋军援兵未到之时，于七月十日再一次夜袭郾城。傍晚，金军派出一千骑兵作为先头部队向郾城奔去，其他大军尾随跟进。这时“背嵬军”的骑兵首领王刚正带领五十骑负责外围放哨，侦察敌情。王刚见金军来袭，一面迅速派兵回帅府报告军情，一面率部立即投入战斗。他快速突入敌阵，斩杀金军禆将。

金军偷袭的消息传到郾城，岳飞披甲执锐，传令各军立刻出发，抵达战场之后，岳飞更是身先士卒，直接驰入敌阵。斩杀金军的统帅阿李朵孛堇。“背嵬军”借此良机奋力杀敌。经过三天两次对战，岳飞所部最终以少胜多，取得郾城大捷。完颜宗弼不得不感叹：“自我起北方以来，未有如今日之挫衄。”其麾下的士卒更哀叹：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！”

相府私兵：秦桧对禁军系统的渗透和控制

然而，武将拥有强大的亲兵武装，自古便被封建王权视为威胁。更何况，随着宋金进入战略拉锯阶段后，自感没有生命危险的宋高宗赵构逐渐沉醉于“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”的温柔乡中，逐渐对抗金失去了兴趣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力主抗金、反对和议苟安的岳飞与韩世忠便从“国之干城”变成了“心腹大患”。

早在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宋高宗赵构已计划着采用“抚循偏裨”的方式削弱大将的实权，只是由于当年岁末宋金和议，最终因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而破裂。宋高宗赵构与秦桧“欲撤武备，尽夺诸将兵权”，最终只能暂时搁置。

到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，随着局势趋于缓和，宋高宗赵构又积极与秦桧密谋，决定将岳飞、韩世忠和张俊三人召到临安，一面以盛宴款待，一面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，岳飞任枢密副使，剥夺他们的兵柄，完成了所谓的“第二次杯酒释兵权”。

在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三个交出兵权其麾下的部队被迅速拆解。如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，其部队便被分拆为王贵和张宪两支部队。其后，秦桧又利用张宪前往镇江枢密行府参谒之机，将他逮捕，并设置冤狱，杀害岳飞、张宪和岳云。张俊虽然充当宋高宗和秦桧的帮凶，谋害岳飞，排挤韩世忠，仍逃脱不了罢官闲废的下场。他的余部建康府大军，由都统制王德统辖，秦桧又利用王德和张俊的矛盾，罢免了一批张俊在军中的亲信。

随着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等部被大规模缩减，南宋正规军的兵力骤减。在三大帅罢兵权前，南宋野战军总兵力达35万人以上，但至绍兴十二年（1142），却减至约21万人。与此同时，秦桧以“任将帅，必选驽才”的方针，不断在军中扶植自己的亲信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，大多数宋军将领也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。一时间，“恐其有谋起兵，问己之罪，故诸帅皆贪污，士气不振”。

就在野战军大幅削减的同时，拱卫宋高宗赵构和秦桧等达官显贵的禁军数量却节节攀升。绍兴五年（1135），宋高宗赵构的近卫军——“殿前班值”仅九百余人，侍卫步军司、马军司也各有六百余人而已。直至岳飞等人被罢兵权之后，其麾下最精锐的亲兵部队被悉数调入临安。宋高宗赵构的近卫军才进入了扩编的快车道，一度达到“兵籍为天下冠”的七万余人。

但随着宋高宗赵构与秦桧之间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日益激化，这支武装力量也成为两人争夺的焦点。从法理上来说，绍兴和议后，秦桧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独任宰相，还兼任着枢密院使，完全可以越过皇帝，行驶军队的调拨权。

绍兴二十二年(1152)，浙江衢州地区发生农民起义，秦桧便没有禀报宋高宗赵构的情况下，擅自调动近卫军——殿前司将官辛立率一千人前去镇压。政治地位相当于太子的晋安郡王赵昚得到消息，连忙进宫禀报，宋高宗赵构大惊之下，连忙诏问秦桧。秦桧却回答说：“此等小事不值得陛下操劳，没敢惊动圣听，拘捕盗寇后会即刻上奏。”宋高宗赵构对此也是无可奈何，而秦桧出宫后，追查到是晋安郡王赵昚通报消息，便找个由头扣减了晋安郡王的俸禄，宋高宗赵构对此也是无可奈何，只能从国库出钱接济自己的养子。

然而，秦桧名义上掌握着军队的调度权，却不得军心。绍兴二十年(1150)，一个‬名叫‬施全的‬禁军‬‬军官‬，手‬持‬利‬刃藏于秦桧‬每日‬上下‬朝‬必经‬之路‬的众安桥下，等‬待时机‬准备‬刺杀‬秦桧。待‬秦桧‬乘‬轿赴朝路过时‬，闪身‬而出‬，挥刀直扑‬‬秦桧‬坐轿‬。但秦桧‬的‬轿子‬高大‬‬，又‬因‬冬天‬天气‬寒冷，轿子‬前后‬都围了厚厚的毡帘‬，再加上‬轿夫‬惊慌‬躲闪‬，轿子歪斜‬，施全‬只砍断了‬秦桧‬坐轿‬的‬一根‬立柱‬，自己‬也被‬秦桧‬随行的亲兵‬抓住‬。

秦桧‬亲自‬审问‬施全‬，厉声喝问‬施‬全是不是‬得了‬失心疯‬，竟敢‬在‬光天化日‬之下‬刺杀‬当朝‬宰相‬，并威胁‬施全‬必须‬交出‬幕后‬指使‬‬，准备‬以此‬再‬拉开‬一张‬构陷‬的‬大网‬。施全却从容回答‬‬自己‬‬是‬禁军‬殿‬前司‬后军使‬校尉‬。至于‬刺杀‬原因‬，施全‬正气凛然‬‬道‬：‬“举天下皆欲杀虏人（指金国入侵者），汝独不肯，故我欲杀汝也”！秦桧‬气急败坏之下‬，当即下令‬将施全‬公开‬处以极刑‬。

施全的刺杀虽然没有成功，却极大震慑了秦桧，令其愈发谨慎，出行必须由全副武装的五十人亲兵护卫，手持长棍，随行保护，又更加疯狂地提擢亲信，打压异己，甚至派人监控百姓言论，如有不利于己的即行逮捕杀害。即使在自己的府第，他也常感不安，专设一密室行文办公，不许他人进入。

电影《满江红》中的秦桧。来源/电影《满江红》预告片

有趣的是，对于手握大权的秦桧，宋高宗赵构也长期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，甚至每次面见秦桧时都要在靴子中藏一把匕首以求自保。由此可见，宋高宗赵构恐惧的并不是岳飞、韩世忠等人拥有亲兵所带来的谋反可能，而是破坏他身处舒适区中的抗金大业。秦桧的专权虽然同样对他产生威胁，但只要不抗金便依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